一篇长恨有风情——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一点考证研究 陈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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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一点考证研究
陈湘元

二零零七年初(丙戌年冬)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作《长恨歌》一千二百周年。一千多年来,《长恨歌》流传海内外,脍炙人口。“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成为人们盟誓爱情的经典语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成为人们感叹爱情悲剧的绝唱。《长恨歌》堪称歌颂爱情的不朽艺术巨作。

伴随《长恨歌》的流传,关于它的主旨一直存在不同认识。“汉皇重色思倾国”,首句就颇寓讽意;长篇铺陈,描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生死故事;借托蓬莱仙山畅述爱情盟誓与长恨。寓讽喻,赞爱情,说故事,白居易把三者完美地统一在一篇《长恨歌》,表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可能包含了多个因素。由于作者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创作中感情的纵横驰骋,快速转换,使人们难于全面准确把握它的主旨。不过,尽管它有多个主旨因素,应该有一个是主要的。

爱情的美丽必须寄托在相爱者的人格美丽上,白居易为什么要对唐玄宗和杨贵妃这样一对招致社会物议的人如此花费笔墨?为什么把他们并不那么高尚坚贞的爱情写得如此荡气回肠、旖旎动人?笔者对《长恨歌》作了一点考证研究,从白居易的生平和诗集中发现,白氏写《长恨歌》前刚刚结束一段热烈深沉而又没有成为婚姻的爱情。这段情缘为他提供了现实的爱情伤痛体验,并由此形成了深刻的爱情理念和强烈的爱情追求。这时恰好遇到写《长恨歌》的机会,迸发而出,感事抒怀,移花入木,诗虽然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为题材,实际内容相当多的部分却是白居易借此寄托自己对情人的感情和思念,沉淀自己对已逝爱情的追忆,抒发对理想爱情的追求,是作者“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兴于咏叹”[1]的真情所寓。这不是笔者的杜撰或牵强附会,其根据就见于白居易的诗集中。

白居易在一生两千多首诗作中,对《长恨歌》情有独钟。他在首次编成十五卷诗集后写的“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廿”的诗中写道: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2]

他对诗集的自负溢于言表,尤其是第一句便是“一篇长恨有风情”,既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之作,也点出了诗中有寓意很深的“风情”。风情,应作为理解研究《长恨歌》的切入点。

读白居易的诗集,会发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他的诗大都题旨明白,某年某月遇某人、游某地,写得明明白白,赠人怀人都写明对方的名字。包括他中年后蓄养声伎,写给自家声伎的诗,赠给官伎或朋友家伎的诗,代妓女写的诗,甚至赠给小女尼小女冠的诗,都毫不避讳。但早年也有些诗和李商隐的无题诗一样,情深意浓而所指不明。早年叙写与情人相爱寄托感情的诗,有两首写了湘灵的名字。近代许多学者如顾学颉、王拾遗、谢学炜诸位先生都对白居易与湘灵的爱情作了详细考证,确认了这段情缘的存在[3]。其实读白居易的寄怀湘灵的诗和其他一些朦胧诗,不仅可以了解白氏早年恋爱情缘的脉络,更可以明显察觉他写《长恨歌》的动因,以及《长恨歌》如何承载了他的感情寄托。这就是“一篇长恨有风情”的“风情”所寓。

了解白居易早年刻骨铭心的爱情,首先可读四十七八岁时在江州时所写的《感情》:

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

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

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

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

自吾谪江郡,飘荡三千里。

为感长情人,提携同到此。

今朝一惆怅,反复看未已。

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

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

况经梅雨来,色黯花草死。[4]

诗的意思很明白,作者在晒衣物时,看到了昔日情人赠给自己的鞋子,引发了感情的漪澜。这个情人是故乡的东邻女。“婵娟子”,表明她的形象在白居易心中是相当美好的。白居易与“婵娟子”当时已经盟誓终身,但却未能成婚。乡间女子历来用自做的鞋子作为爱情的信物,这双鞋更是“婵娟子”精心制作,连里面都有绣工。白居易一直带在身边,从河南带到秦中再到江州,地有三千里,时隔二十年,足见极为珍惜。“色黯花草死”,不只指鞋已陈旧,可能诗人知道“婵娟子”已嫁或已死。鸳盟未成,双履仍在,鞋犹如此,人何以堪?写此诗时诗人虽已年近半百,怀念仍是很深沉的。

“东邻婵娟子”是谁?白居易诗集中有两首青年远游时的诗作:《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可以推断东邻婵娟子就是湘灵。

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

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杆独自愁。[5]

——《寄湘灵》

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

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6]

——《冬至夜怀湘灵》

白居易在贞元十四年至十八年间,即二十六岁到三十岁曾几次离家远游,这两首诗应是此时在旅途中的相思之作。还有两首《凉夜有怀》与上两首诗意境极为相似:

清风吹枕席,白露湿衣裳。

好是相亲夜,漏迟天气凉。[7]

——《凉夜有怀》(一)

念别感时节,早蛩闻一声。

风帘夜凉入,露簟秋意生。

灯尽梦初罢,月斜天未明。

暗凝无限思,起傍药栏行。[8]

——《凉夜有怀》(二)

前一首自注是“并未应举时作”。可以佐证寄怀湘灵都作于应举(贞元十五年)以前。两首《凉夜有怀》感情相同只是时序不同。作者与情人早春相别,转眼到了秋天,相思入梦,情意万千,醒后怅惘,只好傍栏踯躅以待天明,情意何等真切!白居易还有一首《花非花》,是记叙与情人幽会的诗: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9]

诗人的幽会如梦如云,是很浪漫的。以上几首诗,表明白居易与湘灵已有十分亲密的交往。贞元十九年,白居易授校书郎,他要去长安任职。贞元二十年从河南苻离徙家于秦[10],他写了《生离别》《潜别离》两首诗。《生离别》是告别“骨肉”同胞,是公开的。而告别湘灵,只能是《潜别离》:

不得哭,潜别离。 不得语,暗相思。

两心之外无人知。 深笼夜锁独栖鸟,

利剑春断连理枝。 河水虽浊有清日,

乌头虽黑有白时; 惟有潜离与暗别,

彼此甘心无后期。[11]

此诗最引人注意的是“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两句,以独栖鸟被锁喻双方因阻力不能结合的无奈,以连理枝被断喻双方爱情不能成功的心伤,都表达了近似《长恨歌》的感情。“不得哭”,“不得语”,极写其别之痛;“两心之外无人知”,极写其情之密;“彼此甘心无后期”,极写其恨之长。《潜别离》所表达的感情和所用的文字,与一年后作的《长恨歌》可说一脉相通。

有一首《夜雨》,自注是在渭村时所作: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12]

白居易家从苻离徙秦定居于渭村,白居易只身任职长安与周至,当常回渭村。《夜雨》和《长恨歌》都写于此时段内。白居易怀念远在苻离的湘灵,乡远人渺,相思不已,秋雨残灯,只有寄托佛法以求解脱,正是极写相思之苦。后来元和六至九年,白居易在母死后丁忧曾再在渭村住过一段,那时的心情就不可能写这样的诗了。

白居易记叙与湘灵的爱情,有一首最动情的《长相思》: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

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

二月东风来,草坼花心开。

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

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

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

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

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

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

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

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13]

这首诗是白居易以一个女子自述的口吻写的,他是代湘灵抒怀,或者本来就是记录湘灵的自白。湘灵与白居易是苻离邻居。苻离埇桥为白氏旧居,诗中的洛桥,如实指洛阳桥,白居易早年根本未在洛阳住过八年。如果洛桥为泛指埇桥(或埇桥别名洛桥),则空间上符合白居易与湘灵的故事。十五到二十三,八年相恋。白居易从贞元六七年到贞元二十年在苻离住了十多年,时间上也是可以相容的。湘灵与白居易的爱情有重重阻力,作者在诗中表达的是一对情人共同的深深的祈愿,希望上天保佑,能如比肩兽、连理枝成为夫妇。最后四句,已是《长恨歌》结尾的雏形。《长相思》实际上是白居易与湘灵的《长恨歌》!读了这首诗,完全可以明白白居易早年的恋爱情缘与写作《长恨歌》之间的思想和文字的渊源关联。

就在写了《长相思》后不久,白居易还写了一首《感秋寄远》:

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

离忧不散处,庭树正秋风。

燕影动归翼,蕙香销故丛。

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14]

据王拾遗先生研究,此诗是元和元年秋天,白居易在周至寄给湘灵的,有感于二人的婚事成空[15]。诗中表达了对湘灵的深切思念,燕影蕙香都惹动诗人的深深相思,恨不能像燕子一样,回到苻离和湘灵在一起;惋惜与湘灵相爱的时日,耽误了湘灵的青春,不能成就佳期。《感秋寄远》作于《长恨歌》前几个月,它为写作《长恨歌》作了感情、情绪、文字表达等一切条件的准备。

白居易与湘灵的爱情,即使是婚姻“成空”之后,也包括写了《长恨歌》之后,仍不时萦回心头,直至终生。如一组四首伤情诗[16]:

抱枕无言语,空房独悄然。

谁知尽日卧,非病亦非眠。

——《昼卧》

庭前尽日立到夜,灯下有时坐彻明。

此情不语何人会?时复长吁一两声。

——《夜坐》

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黄花满树蝉。

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

——《暮立》

绝弦与断丝,犹有却续时。

唯有衷肠断,无应续得期。

——《有感》

失恋怀念之苦,跃然纸上,言简意赅,伤情之至。这种长恨伴随了白居易的终身。白居易晚年形容自己:“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17]。他的一生确实如此。多年以后,还有一首《梦旧》,似乎仍与湘灵有关:

别来老大苦修道,练得离心成死灰。

平生意念消磨尽,昨夜因何入梦来?[18]

以上引了那么多的诗来考证白居易与湘灵的爱情,力求再现这个故事的梗概。所引的有些诗,白居易没有写明是给湘灵的,而且也不知白居易为什么不再在后来写的感情诗题上点出湘灵的名字?合理的推测是:随着白居易与湘灵感情的发展,爱情生活深化,阻力明显增加,湘灵处于非婚非嫁、非妻非友的尴尬地位,白居易抒发自己的感情,自己心知肚明即可,不便也不必要在诗题上一再明写湘灵的名字。好在我们只是要考证白居易与湘灵的情缘,是如何为写作《长恨歌》提供了生活体验和情感积淀,并且导致了创作《长恨歌》的激情冲动。即使以上诗作中有一首或几首不能实证是写给湘灵的,或者另有些可能是写给湘灵的诗没有引入,都不是十分重要了。

白居易青年时期在苻离,是和母亲住在一起。白居易称颂母亲是慈母,对几个儿子“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19]。当时白居易年已三旬,与湘灵相爱八年,甚至达到枕席之亲,其母应是知道或者默许的。白居易与湘灵之间可能也有婚姻承诺。但最终为何没有成婚,据谢思炜先生考证:一种可能是白居易在外做官的父亲或父族不认可这门亲事。因为白氏是仕宦人家,在当时重门第婚姻的习俗下,他们要求子弟婚姻要配高门第,这股强大的势力阻杀了这门亲事。二种可能是女方原因,女方虽然门第不高但可能家境较好,而白居易当时家境清贫,在父亲死后一度还较窘迫,以至于要到浮梁大兄处“负米还乡”。女方在不能为妻的情况下,不能接受为妾的安排,甚或根本不愿与白家通婚。[20]女方到二十三岁才中断交往,实出无奈。后来,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有一首《井底引银瓶》,自注是“止淫奔也”,其中有几句: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

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黣蘩。

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

……

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21]

许多学者认为,这首诗不妨看作包含了作者对自己人生体验的一种反省。但是白居易在感情上从来没有背弃湘灵。白居易与湘灵的爱情悲剧结束后,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写《长恨歌》后不久,白居易调离周至任职京城。元和二年秋天至迟三年春天,与好友杨汝士的妹妹结婚。杨家是当时的高门第,白居易官居翰林,“仕为清望官,婚配高门第”,符合当时青年士子出身的最好标准。杨氏不识字[22],二人虽然白头到老,却只是“平庸的家庭关系,并以(白)蓄养声伎为补充”[23]。绝对比不上白居易与湘灵的激情、深情与痴情,这就是白居易心里的“长恨”!

有了以上的考证,可以了解白居易是带着自己的爱情伤痛写《长恨歌》的,他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恋爱情缘融入诗中,丰富和深化了《长恨歌》的内容。

《长恨歌》写作的主要依据是民间传说。杨贵妃死后,她的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时隔五十年,流传必然会有若干不同版本。比如,杨贵妃死后归道成仙或是未死东逃海外,肯定有多种不同说法。白居易当时家于渭村,在骊山华清宫东不足百里。任职的周至,在马嵬坡西也不足百里。他权摄过的昭应县,正是华清宫所在的县。白居易完全可能听到不同版本的传说,他选择了最能表达他的爱情观点的归仙说来进行艺术创作。

《长恨歌》不仅是爱情故事,也是历史故事。作品不能不体现作者的政治态度和历史观点。白居易在写《长恨歌》前八个月,刚刚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试。关于唐玄宗,他在试策中是这样写的:“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此矣。”“洎自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年。”[24]可见白居易对唐玄宗极为推崇,把他和唐太宗并列。比之历史上周朝成康、汉朝文景之治。对天宝以后的荒淫失政,只是略有批评。即使是这样中正的态度,制试的结果,仍以“言直,入四等”,只授了周至县尉。而同试的好友元稹,却得到第三等,在京城任左拾遗。不料,元稹上书论时事,为执政者所恶,随即贬为河南县尉[25]。这些事使白居易在论及朝廷时,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写《长恨歌》时,不论是出于封建士子忠君的要求,或者是出于艰难应试九年始为县尉的谨慎,白居易都不得不对唐玄宗和杨贵妃采取为尊者讳的态度。

唐玄宗和杨贵妃毕竟是一对有特殊地位的男女,白居易融合自己的感情写他们的爱情故事,必须努力突出他们与常人爱情的共性。白居易做到了这一点,正如何其芳先生评论的:他们的故事“在某些方面”和“普通男女的不幸爱情故事具有相同之点”[26],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是《长恨歌》成功和魅力所在,也是《长恨歌》为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白居易是如何融入自己的感情,把《长恨歌》写得感天动地,曲尽情致,引起读者共鸣?集中在三点:

首先,以自己的爱情理念为标本,极力美化杨贵妃。白居易为尊者讳很下了工夫。唐玄宗重色夺媳,取寿王妃杨玉环于寿王府,杨玉环被动地离开了结婚五年的寿王李瑁,来到唐玄宗身边。并过了五年名号太真女道士,却实际身分不明的宫廷生活,才被册为贵妃[27]。白居易在诗中把这些情节掩饰得无影无踪。四十六岁的安禄山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为母,天宝十年,“禄山生日……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28]以上是取材严谨的《资治通鉴》的记载,应该较为可靠,白居易也不会听不到传闻。但他对一切亵渎杨贵妃形象的丑闻秽事都予摈弃。《长恨歌》中描写杨贵妃也不采用陈鸿在《长恨歌传》里所用的“善巧便佞”“娈婉万态,以中上意”明显含有贬义之词,而是以极精练的篇幅写杨贵妃的宫廷生活,并以含蓄婉转的笔法十分赞美杨贵妃的美貌、才华和忠贞。如以“天生丽质”写其美,以“回眸一笑”写其媚,以“温泉出浴”写其娇,以“春宵苦短”写其得宠。因美生媚,以媚示娇,恃娇得宠,完整体现了当时女性之美。爱美、生媚、示娇,不仅杨贵妃会做,当时任何普通女子也会做也能做,其中也完全可能包括作者心中湘灵的影子。

白居易美化杨贵妃,最关键的是采用民间传说临邛道士寻仙的故事,并以全诗十分之四的篇幅极力铺陈:在虚无飘渺的海上仙山,杨贵妃依然美貌绝伦,依然向往人间爱情,虽然是被玄宗无奈赐死,依然无怨无悔地忠于玄宗。采用了这一传说,“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29],李杨爱情传奇地从人间向天上发展,不仅完全免除了杨贵妃在宫廷荒淫生活中的任何道义责任,并使杨贵妃对爱情的忠贞得到突出表现。这种神来之笔,“使杨贵妃的形象更完整、更理想、更优美、更典型。她不但是一个希世的绝代佳人,而且是一个生死不二,极其坚贞,忠实于自己爱情的女子。她不但具有妍丽的姿色,而且具有优美的品质、不论是从形体到灵魂都是美的体现”[30]。“艳质无由见”,“愿至天必成”,“燕影动归翼,蕙香销故丛”“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作者心目中的湘灵就是美丽忠贞的女子。有理由相信,作者不仅是以自己的爱情追求为标本、同时也是以湘灵为影子,把杨贵妃成功地塑造为爱情女神的形象。

第二,以自己对湘灵的思念为体验,极力渲染唐玄宗对贵妃死后的思念。唐玄宗一生宠幸过无数女人,最得宠的后妃先后有王皇后、赵丽妃、武惠妃、传说中的梅妃,然后才是杨贵妃。即使宠幸杨贵妃的初时,也未忘梅妃。玄宗还可能与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有暧昧的感情。[31]长恨歌把唐玄宗对许多女人的感情定格为专宠杨贵妃一人,既呼应了杨贵妃对唐玄宗的忠贞爱情,也使这对实际生活中各自情爱不专的帝妃夫妇,在诗中如同恩爱非常的普通人夫妇。《长恨歌》描写唐玄宗思念杨贵妃的篇幅,相当于叙写李杨共同生活十六年的篇幅,可见这也是《长恨歌》的创作重点,写得细致入微,出神入化。凡春风秋雨,见月闻铃,萤飞叶落,睹物思情,几乎无时无处不在思念贵妃,这是夸张了唐玄宗的思念之情,历史的真实应非如此。天宝十五年,安禄山攻破潼关,唐玄宗弃王孙百官于不顾仓皇出逃。此时安军席卷中原,唐军主力损失殆尽,马嵬事件又起于突然,事件之后太子李亨不随入蜀,侍从人心不稳,全国也不知皇帝所在。玄宗在离开长安一月之后才在去蜀途中下诏罪己,重新部署战略安排,分派几个王子分领各路军事。他不知此时太子李亨已在灵武即皇帝位,尊他为太上皇,完全不承认他所作的部署,并撤消了其他几个王子的军政权力。一个月后,玄宗在成都才接到奏章,他只能被动承认事实。此时蜀地也发生几起叛乱,玄宗应是焦头烂额。他虽然愧对和思念杨贵妃,但很难想象此时能一心一意、朝朝暮暮思念杨贵妃。即使一年后回归长安,由于与肃宗(李亨)的芥蒂并未消除,先是在回京“奉养”还是“复位”上生过波折,后来由于宦官李辅国从中离间,父子间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李辅国领兵突然逼迫玄宗从南内迁居西宫,惊得玄宗几乎跌下坐骑。而后还断绝了玄宗与外界的交往,更换和裁减了侍奉玄宗的后宫人员,把玄宗亲信高力士等流放边远州郡,大臣颜真卿上本问候玄宗起居,也即遭贬官外放,肃宗终年不见玄宗一面[32],玄宗晚年日子很不好过。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杨贵妃“魂魄不曾来入梦”,正是玄宗思念繁杂不专所致。所以陈寅恪先生评论《长恨歌》极写玄宗思念贵妃是“文人描写,每易过情”[33],如果从历史的真实来说,这个批评是十分恰当的。其实白居易在此是充分叙写和寄托自己的相思之情。白居易与湘灵八年相爱生活中,多次离家远行,经常处在相思之中;写《长恨歌》时,离别湘灵才一年多,相思仍未断绝。他对思念有很深的体验和感受,“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不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如果以民间生活的“店”和“更”字,代替宫廷生活的“殿”和“钟”字,就明明白白是白居易当年自己切身的写照。“无日不瞻望”,“一日肠九回”;“无夕不思量”,“一夜魂九升”;“思君秋夜长”,“月冷霜华凝”;“思君春日迟”,“草坼花心开”。他把自己的体验写到唐玄宗身上,所以能写得如此精彩感人。

第三,以自己和湘灵对爱情的盟誓为原型,极力升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盟誓。李杨的盟誓,是表明二人虽名为君臣,但如同民间夫妇一般,以忠贞互许。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帝王与后妃盟誓要终生相好、世世相好的,实属绝无仅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七月七日是道家王子乔升仙的日子,是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在天上相会的乞巧节,长生殿是华清宫里祀道家天神的场所。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虚构此时此地的盟誓,是要突出这个盟誓的神圣和可信。但是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唐玄宗从未在夏季幸过华清宫,长生殿作为祀神的斋宫,也不是夜半曲叙儿女私情的场所,“时间空间皆不容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骊山之事实。”[34]白居易精心虚构此时此地盟誓情节,并且让杨贵妃在蓬莱仙山再加确认,是要把李杨的爱情悲剧,化为一个完美的结局,以寄托他本人的爱情追求。尤其是誓词,陈鸿在《长恨歌传》中只说“愿世世为夫妇”。白居易用艺术的语言表述,化用的就是他自己爱情诗中的原词。从“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最后提炼成“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更加精炼传神,炉火纯青。“比翼鸟”,原出《尔雅·释地》,曹植的《送应氏》诗:“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35],以比翼鸟喻至交朋友,自白居易在此喻为夫妇,从此成为比喻爱情的专用词。《长恨歌》的誓词,就是白居易自己对爱情的理念和追求。“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是与湘灵“唯有衷肠断,无应续得期”的更完美化、更艺术化、更典型化的表述。

总之,《长恨歌》是诗人在特定时间(经历爱情伤痛之后)、写特定主题(表达自己的爱情理念)之作。既叙事咏史,又感伤抒情。诗人在历史基本事实的框架内,倾注自己丰富的感情,创造了完美的艺术典型。值得注意的是,《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不仅和历史真实的杨贵妃有距离,也和白居易此后在其他作品中的创作的杨贵妃形象大不一样。元和四年,即写作《长恨歌》后三年,白居易完成了《新乐府诗》五十篇,其中有几首都写到杨贵妃。如《胡旋女》:……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幛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36]

……

这里白居易把杨贵妃与安禄山相提并论,并且指责杨贵妃与酿成祸乱有关系。还有《李夫人》:

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国色。[37]

白居易在这首诗里明白地指责杨贵妃“尤物惑人”。为什么前后只有两三年,同一个白居易对同一个杨贵妃的评价全然不同?因为前时白居易写《长恨歌》,是为寄托自己与湘灵的感情,表述自己的爱情追求,他要美化杨贵妃。后时他充任左拾遗,写《新乐府》是要承“诗三百之义”,“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38],他就要批评杨贵妃。前后相比,衬托出《长恨歌》弹的是别调。作者因何弹别调,只为“风情”在心潮。风情,就是作者与湘灵刻骨铭心的爱情长恨。

通过以上考证,希望能还原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真情实意,对进一步认识理解《长恨歌》的艺术成就有所裨益。由于此问题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笔者不是专业文史工作者,学识有限,班门弄斧,疏漏错误之处在所不免,敬希批评指正。谨以《读〈长恨歌〉》二首,为本文结语:

非花非雾意绵绵,春断连枝梦不圆。

谁解风情长恨曲?相思尽付太真传!

秦山洛水梦魂邀,寄誓蓬莱爱倍骄。

心有灵犀通妙曲,玉环何幸领风骚!

注释:

[1]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64页。

[2]《白居易集》卷16,第349页。

[3]顾学颉:《顾学颉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8页;王拾遗:《白居易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页;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

[4]《白居易集》卷10,第203页。

[5]《白居易集》卷13,第268页。

[6]《白居易集》卷13,第260页。

[7]《白居易集》卷13,第262页。

[8]《白居易集》卷14,第281页。

[9]《白居易集》卷12,第244页。

[10]顾学颉编:《白居易年谱简编》,《白居易集》第1957页,本文中所引白居易生平家世均见此年谱。

[11]《白居易集》卷12,第241页。

[12]《白居易集》卷10,第186页。

[13]《白居易集》卷12,第231页。

[14]《白居易集》卷13,第251页。

[15]王拾遗:《白居易传》,第56页。

[16]《白居易集》卷14,第289页。

[17]《白居易集》卷71,第1501页。

[18]《白居易集》卷15,第309页。

[19]《白居易集》卷46,第984页。

[20]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第198页。

[21]《白居易集》卷4,第85页。

[22]《顾学颉文学论集》101页。

[23]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第439页。

[24]《白居易集》卷47,第988页。

[25]顾学颉编:《白居易年谱简编》,《白居易集》,第1599页。

[26]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转引自任访秋文《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载《唐诗探胜》,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28页。

[2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第20页。

[28]《资治通鉴》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03页。

[29]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3页。

[30]《唐诗探胜》任访秋文,第328页。

[31]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日]井上靖:《杨贵妃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32]《资治通鉴》第15册,第6971-6976页,第6982-6984页,第7093-7096页,第7113-7116页。

[3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37页。

[3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41页。

[35]《三曹诗选》,余冠英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4页。

[36]《白居易集》卷3,第60页。

[37]《白居易集》卷4,第82页。

[38]《白居易集》卷3,第52页。

(作者简介: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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