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牡丹亭》和《红楼梦》

竹清松瘦 目录 品读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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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红楼梦》问世以后,有些人就把这部小说和《西厢记》、《牡丹亭》两部剧作,联在一起评论。裕瑞《枣窗闲笔》指出,《西厢》与《红楼》,都是“言情”之作,而《红楼》较《西厢》为更胜。刘鹗《老残遊记自序》:“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希廉《红楼梦总评》:“从来传奇小说,多托言于梦,如《西厢》之草桥惊梦”,《牡丹亭>》之“因梦而死,死而复生”,“《红楼梦》也是说梦,而立意作法,别开生面”。他们的说法,各有着眼点。姑且不论这些说法孰是孰非,但从它们可以说明一点,前人早已注意到《西厢记》、《<牡丹亭》和《红楼梦》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这里,我只谈自己的初步探索,管窥蠡测,未必正确,试提出来,与大家共同商榷。 (一)   在《红楼梦》里,在贾府中,上自主子,下至丫头,熟悉《西厢记》和《牡丹亭》的,颇不乏人。然而,最爱好这两部剧作的,应当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对此,第二十三回、二十六回、三十五回、三十六回、四十回、五十一回,都有描写。所以,在全书中显得很突出,引人注目。   请看:有一天,贾宝玉坐在沁芳闸桥畔的一块石上,展开《会真记》(按即《西厢记》)[1],从头细看,连桃花花片落得满身满书满地,也分散不了他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林黛玉看《会真记》,“越看越爱,不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词”。显然,他们的心灵,都被这部剧作有力地吸引住了。那末,他们对于《牡丹亭》,又是怎样的呢?黛玉听唱《<牡丹亭》,从“不觉点头自叹”,到“不觉心动神摇”,再到“越发如醉如痴”,受到强烈的感染。宝玉对《牡丹亭》,“自己看了两遍,犹不惬怀”,还去找龄官歌唱。在他们看来,《西厢记》,“词句警人”,“果然有趣”,“真真这是好文章”,“看了,连饭也不想吃”,《牡丹亭》,“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到戏中的趣味”。他们对这两部剧作,都给以高度赞美的评价。此后,他们还常常借用这两部剧作中的妙词,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感情。那末,他们到底赞赏的是什么呢?心内默默记住哪些妙词呢?又领略到戏中啥趣味呢?这就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先谈宝玉。当黛玉在沁芳闸桥畔看完《西厢记》,宝玉禁不住向她说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这原是《西厢记》中张生在普救寺道场再度见到莺莺,便倾诉出自己对莺莺的钟情。显然,宝玉是以张生比自己,以莺莺比黛玉,借以传达爱情的弦音。又一次,宝玉在黛玉面前,借着紫鹃殷勤招待自已,笑说道:“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这原是《西厢记》中张生通过赞美红娘,进一步表示了自己对莺莺一往情深的追求。看来,宝玉不仅以红娘比紫鹃,而且再次以莺莺比黛玉,更加明显地表达出炽烈的爱情。总之,宝玉一再抓住时机,借用《<西厢》妙词,透露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试探黛玉的反应。至于宝玉对《牡丹亭》,最喜欢的是“袅晴丝一套”,即是《游园惊梦》中正绕池游]、[步步娇]等曲所组成的套曲。可知,宝玉对剧中柳梦梅和杜丽娘获得自由的幸福爱情,无疑是热烈向往的了。   再谈黛玉。这个大家闺秀,寄人篱下,较宝玉有着不同的生活遭遇,比宝玉背负着更沉重的社会的传统的压力和影响,所以,对《西厢记》、《牡丹亭》产生的共鸣,就比较复杂。主要有三点,试分述之。   第一,黛玉对《游园惊梦》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感受最深。这又使她联想到《西厢记》中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更加.心痛神驰,眼中落泪”。为什么呢?这就在于。这些妙词,正是表现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大家闺秀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对礼教束缚的不满,对青春和生命感到可贵,对耽误美好青春的叹惜。诚如杜丽娘所说:“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牡丹亭·惊梦》)黛玉和杜丽娘、崔莺莺一样,出身于宦族,在婚姻上,也和她们有着相同的遭遇,所以,对这两个剧中人物遭受礼教压抑而要求婚姻自由的觉醒和感慨,自然深有同感,不禁伤心落泪。鹤睫《红楼本事诗》:“隔墙人唱《牡丹亭》,曲中写出侬心事。”其说甚是。   第二,《牡丹亭》中的“在幽闺自怜”,《西厢记》中的“每日价情思睡昏昏”,也打动了黛玉的心弦。这就在于,她与宝玉相爱,却又不能由他们作主。她渴望婚姻自由,却又不能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她不甘心于忍受痛苦生活的折磨,却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宝玉借《西厢》妙词,向她传达爱情的弦音,而她却顿时发怒生嗔,说宝玉用“淫词艳曲”、“混帐话”欺负她。看来,在她的内心里,充满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这是别人不了解的,也是她不能向别人倾诉的。即使宝玉、紫鹃对她有所了解,但她也不会把自己内心复杂的矛盾,向他们坦白出来。那末,她只有在潇湘馆的幽闺内,自叹自怜,陷入“情思不快”的苦闷境地。所以,《西厢记》、《牡丹亭》的这些妙词,才打动了她的心弦。她自然要借《西厢》妙词,发出自己的春困幽情。   第三,《西厢记》中有“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苍白露泠泠”之句。这原是写红娘奉老夫人之命,请张生赴宴,目睹西厢冷落的情景,寄以同情。林黛玉看到很多人一起一起地到怡红院去,探望养伤的宝玉,气氛很热闹,而自己的潇湘馆,却是“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冷落得很,于是,触景伤情,不觉想起《西厢》的这两句妙词,又联想到“双文(莺莺)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俱无”。显然,黛玉因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寄人篱下,境遇凄凉,在她内心深处埋藏着隐痛,很容易受到外来刺激,引起深沉的思考和惙惙的哀愁,所谓“多愁善感”。眼前之景,《西厢》之词,自然触动了她身世飘零之感。她自觉比莺莺更不幸,愈益感到孤独、凄凉、悲伤,心情抑郁。   通过上面探索,就不难了解到:《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个爱情剧,都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我国封建社会中青年人的恋爱和婚姻问题。它们抨击了封建礼教对青年婚姻的约束,歌颂了那时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反映了“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愿望。所以,这两个爱情剧,就唤起了宝玉和黛玉的青春觉醒,揭开了他们蕴藏着爱情的心扉,启发了他们要挣脱封建礼教桎梏的愿望,鼓舞了他们追求婚姻自由的勇气。简言之,这两个爱情剧,恰好成了宝_、黛爱情的催化剂。这就是所谓“《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从此,宝、黛的感情,由“两小无猜”阶段,飞跃到纯挚恋爱阶段。这是《西厢记》、《牡丹亭》给予宝玉和黛玉精神上的主要影响,也是宝玉和黛玉爱好《西厢记》、《牡丹亭》的主要原因。   由于宝玉和黛玉都是封建官僚家庭的儿女,又是在礼教森严的贾府中谈恋爱,所以,他们不能用坦率的语言直接表达出来,便采用一种曲折的恋爱方式,掩护他们的爱情。宝玉对黛玉“早存了一段心事,只是不好说出来,故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黛玉也是“每用假情试探”,“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而《西厢记》、《牡丹亭》的一些妙词,恰好适于表达他们的情意。他们就借这些妙词,曲折地传达各自内心深处的爱情隐秘。当然,《西厢记》、《牡丹亭》中表现大家闺秀要求婚姻自由而又受到封建礼教压抑的忧郁情绪,也使黛玉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就加重了黛玉的伤感情绪,表现出大家闺秀的爱情生活所带有的缠绵、哀怨的情调。因此,宝、黛爱情,显然染着时代的和阶级的色彩。 (二)   在《红楼梦》里,在贾府中,固然有不少人熟悉《西厢记》和《牡丹亭》,但他们并非都赞赏这两部剧作,而是也有反对的。薛宝钗,这个少女,就是代表。她的具体表现,可以作证。   有一次,“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轮到黛玉接令,第一句引用《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第二句引用《西厢记》的“纱窗也没有红娘报”。显然,这两部剧作的妙词,一直萦回在她的心灵里,因此,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中,也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当时,众人并未留意,惟独“宝钗听了,回头看着她”。看来,宝钗的思想触觉倒是很敏感的。事后,宝钗“审”问黛玉在行令时“满嘴说些什么”,“只实说便罢”,而且一本正经地教导黛玉,不要看《西厢记》和《牡丹亭》。又一次,薛宝琴新编了十首《怀古诗》,后两首《蒲东寺》和《梅花观》,提到《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故事情节。众人都感到“新巧”,惟独宝钗抢先说道:“前八首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明明宝钗对这两部剧作是熟知的,却装做“不大懂得”,竟然大谈考据,好象有考据癖似的。其实,她不过是以此作为借口,反对作诗采用这两部剧作的故事情节。很清楚,宝钗一再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就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鲜明地表示了她的顽固态度。所不同的是,她与黛玉谈心时,就把自己反对这两部剧作的大道理,毫无掩饰地直讲了出来,而在宝琴编《怀古诗》的人多场合,她却转弯抹角地找点借口,反对这两部剧作。   还应该提出,宝钗劝导黛玉不要看《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封建说教,竟然说得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为什么呢?这就在于,黛玉寄居在贾府中,过着形单影孤的凄凉生活,因而对宝钗的关怀,就感到一些温暖。况且,她是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年纪轻,缺乏处世经验,一时辨不清这种关怀的实质。同时,她受着封建思想的一定束缚,对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西厢记》、《牡丹亭》说了几句,也觉得“失于检点”。所以,直到“金兰契互剖金兰语”时,黛玉对宝钗的关怀,还“竟大感激”。可是,这毕竟只是黛玉一时的思想波动。再到宝琴作《怀古诗》时,在对待《西厢记》和《牡丹亭》问题上,黛玉又和宝钗的看法不一致了。她批评宝钗“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说明,宝钗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封建说教,对于黛玉这个有着反封建的叛逆性的少女,到底失效了。   我们知道,薛宝钗很“会做人”,处处“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安分随时”,“端庄稳重”。可是,她对黛玉说了几句《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妙词,对宝琴作诗引用《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故事情节,都不能容忍,一反平时“罕言寡语”的常态,一再大发议论,教导别人。可见,她对这两部剧作是多么深恶痛绝的呵!   那末,为什么薛宝钗要如此顽固地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呢?在她看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做诗写字等事”,也不是女孩儿家的“份内之事”,“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很清楚,在宝钗心目中,《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杂书”,既不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德”,又不提倡“针线纺绩”的“妇工”,而是宣扬“郎才女貌”,“私情苟合”,所以,看了这类“杂书”,便会“移了性情”,违背封建礼教,无法挽救。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无怪乎她要顽固地反对这两部剧作,力图维护封建礼教。   据薛宝钗说,她家也是“读书人家”,兄弟姊妹,在青少年时期,“都怕看正经书”,却爱看《西厢记》之类的“杂书”,“他们背着我们、偷看,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可知,宝钗曾是个《西厢记》之类“杂   书”的爱好者。那末,为什么她后来由爱好者转而变成反对者呢?她又说,“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丢开了”。从此,她“不以书字为念,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这说明,她屈服于封建势力的压制,顺从地把“妇德”、“妇工”作为自己份内之事,按照封建礼教所要求的标准做人。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从未知道自己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而且诚诚恳恳地规劝别人信奉,又用封建说教去毒害别人。所谓“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正是如此。薛宝钗愈是顽固地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就愈反映出封建礼教对她的腐蚀是多么的可怕,又是多么的可悲呵! (三)   看来,在《红楼梦》里,宝、黛和宝钗,对待《西厢记》和《牡丹亭》,显然是对立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需要联系当时历史背景来考察,才能寻求得比较准确的回答。   大家知道,当《西厢记》在元代问世以后,“人皆争诵”,“几于家置一编”,流传很广。诚所谓“《西厢记》,天下夺魁”。那时青年人对这部剧作,尤为爱好。在《范张鸡黍》杂剧里,王仲略说是:“小生不曾读《春秋》,敢是《西厢记》。”青年书生竟不知“四书”、“五经”中有《春秋》,而对《西厢记》则是熟知的。金圣叹说自己在青年时,读了《西厢记》,“俏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因为。这部剧作具有“勾魂摄魄之气力”。张坚说自己“昔从父师受业时,偷看《西厢》、《拜月》诸传奇,偶一游戏,背作《梦中缘》填词”。杨恩寿也说自己年轻时,读《西厢记》,顿觉“先得我心,不禁狂喜”。可见,在那时,这部剧作真个是“风魔”了青年人[2]。   当《牡丹亭》在明代问世以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这部剧作,也博得那时青年人热烈的爱好,对妇女的影响更大。石韫玉说“生平爱读传奇院本,心窃许《牡丹亭》为第一种,每当风月良宵,手执一卷,坐众花深处,作洛生咏,余音铿然,缥缈云霄”。世传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就是由陈、钱、谈三个妇女评点的,“杪芒微会,若出一手”。俞三娘酷爱《牡丹亭》,“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终于痛感封建婚姻不自由,“断肠而死”。女伶商小玲,演《牡丹亭》尤擅场,每扮杜丽娘,“真若身其事者,缠绵凄惋,泪痕盈目”。一次,她演《寻梦》,伤感仆地而死。冯小青女士因遭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写下了沉痛的诗篇:“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未几,小青忧郁而卒。事实证明,这部剧作振动了当时很多妇女的心灵,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有些妇女不幸而死,就揭露了封建势力摧残的残酷性,也表示了她们对封建势力摧残的强烈抗议。[3]   可是,在明清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却极力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比如,乾隆十八年上谕:《水浒》、《西厢》等“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封建卫道者们,也大肆叫嚣:“邪戏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恐有眷属窥视,故不点耳。致邪柬,演邪戏,皆以一人而败两人之行,一日而启无穷之奸,故君子恶之。”指责汤显祖作《牡丹亭》,“误他多少痴儿女,博得风流玉茗名”。又说是:“点染双文王实甫,玉茗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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